移民被视为21世纪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移民的规模和移动速率都发生了爆发性增长。人口的快速流动重新形塑了全球社会的面貌，也激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移民或更广泛的流动性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移民作为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其行动与命运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镜像，又对全球化的前景有着重要影响。当前，约一半的国际移民集中在北美、欧洲等传统发达地区[1]，美国更以移民国家著称，移民已成为其社会构成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欧美的国际移民群体很早便受到关注，已然发展成非常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国一直被视为国际移民的重要输出国，此前相关研究集中于走出去的华人华侨身上。

然而，亚洲国际移民的比例正在快速攀升，近几年来，一些学者观察到新的趋势，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际移民的目的地。[2]更多目光已开始投向这一新的群体，但研究专著依然寥寥。另一方面，学界早已厌倦完全基于欧美情境展开的移民研究，而寄望于通过考察新的移民现象寻找理论发展的新方向。麦高登（Gordon Mathews）与他的两位研究生林丹博士和杨玚合作的《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下简称《世界城》）可以说是最早对在华国际移民进行系统研究的民族志作品之一，对相关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当前，在华国际移民已越来越成为中国各界集体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2009年7月因一名外籍男子意外死亡而发生的上百名非洲人聚集派出所事件，使得广州非洲人开始大量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媒体有关广州有数十万非洲人的不实渲染更使得该群体在网络上受到了国人极大的关注和争议。2020年4月，广州地区非洲人新冠疫情“暴雷”的言论又将其置于舆论的中心，甚至引发了外交事件。同期，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也在网上激起舆论的浪潮。在华国际移民的相关动态时刻牵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但实际上人们对其仍缺乏认知。因此，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考察已迫在眉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便陆续有非洲商人通过贸易网络来到广州，21世纪初以来人数迅速增加，及至2015年，据麦高登估计有1万～2万人在此长期居留。[3]62他们聚居于广州小北路和天秀大厦一带，此地故得名“巧克力城”。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并展开了大量研究[4]，这些研究着重探讨了广州非洲人的商业模式及其在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中介作用。近期的一些研究开始注意到非洲人与本地居民在相处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和矛盾心态。[5]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各有侧重，但并不系统，且没有形成对在华国际移民特殊经验的理论总结，麦氏等人的这部著作某种程度上对此做了弥补。

《世界城》的英文原著出版于2017年[6]，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2019年翻译出版。本书由3位作者基于2010年到2014年数年间断性的田野调查分别写作整合而成。麦高登在“前言”中提到本书的目的“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让人类学‘民主化’，令它在希望了解有关课题的读者面前显得更通俗有趣”，因此，全书被诸多易读的移民自述和故事串联起来，“夹杂着简要的分析使得阅读起来非常享受”[7]。

麦高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因2011年专著《香港重庆大厦》的出版普遍为国内学界所知晓。在这本书中，麦高登以对香港重庆大厦内国际移民的民族志研究来探讨所谓“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的概念和实践，《世界城》实质上是这项研究的延续。当麦高登发现他在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对象——那些来香港淘金的非洲商人从2010年后开始越来越多地涌向广州、义乌等更接近原产地厂家的内地城市时，他跟随他们来到内地，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

一、人类学如何研究移民：《世界城》的继承与开拓

在很长时间里，移民并不被作为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从最早的进化学派开始，人类学探讨不同社会在人类进化序列中的位置，是基于对一个社会静态剖面的分析。及至传播学派，人们开始关注到迁移所导致的文化传播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然而相关研究并不关注迁移本身，仅讨论迁移产生的文化扩散的结果，以通过同一文化特征的空间分布反推进化的时间序列。功能学派对人类学方法论做出了突出贡献，早期所谓科学民族志的方法要求学者在一个固定的部落或村庄生活一年，对当地社会如何维持平衡做细致翔实的解释。此时，移民被视为社区的非常规因子，抑或社会结构解体过程中的征兆和现象。结构主义和历史学派也极少探讨关于移动或移民的话题，前者专注于人类心理的深层结构，后者则倡导文化相对主义和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研究。总之，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学拒绝将文化离散化，而是将其地域化，专注于小型社区的研究，并未将迁移作为研究主题。[8]